清华大学自行车南下宣传队的故事，发生于1935年12月至次年1月，历时27天。热血清华学子满怀激情，经过1300公里艰险的征途，深入乡镇农村，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宣传。凋敝穷困的乡村，沉溺在水深火热中凄惨困苦的人民，政治腐败，汉奸横行……沿途所见残酷的现实使他们触目惊心，进一步坚定了为民族谋复兴的决心[1, 2]。
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的成员中也有电机系人的身影，让我们追随他们的脚步，重温那1300公里的艰险征途。
南下抗日宣传队自行车队队友
1936年摄于清华大礼堂前
一二九运动与自行车队的诞生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12月9日，北京市大中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动当局慑于学生运动的崛起，急于涣散和分化学生的力量。蒋介石政府指令全国大中学校，提前一个月放寒假，放假期间又限令学校指派学生代表前往南京“聆训”。面对这一形势，同学们不知所措，人心彷徨不定。
已经掀起的抗日救国运动要走向哪里？已成为多数同学公开议论的中心课题。当时，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形式在同学中间传播动员，得到普遍认识的结果是：爱国的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武装抗日力量相结合，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运动严酷的压制。学生时期的钱伟长、高葆琦等讨论后，认为不能运动过后就沉寂下去，要“到农村去”，向广大农民宣传。就此，他们决定南下扩大抗日宣传，走一路，宣传一路，撒下抗日思想的火种。
可是，该怎么走呢？“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北平学生曾经卧轨，南下乘车请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一二一六”以后，南下列车已经停开数天，平汉、津浦沿线戒备森严。骑自行车机动灵活，这边堵，就往那边行。加以沿途经过广大农村，正是进行抗日宣传的好机会，所以同学们最终决定组织自行车南下宣传队。
1935年12月20日前后，清华贴出第一张海报招募队员。钱伟长当时是物理系的研究生和知名运动员，在学校里颇有影响，他被一致推荐领衔。同时，发起人还有高葆琦、曹国枢等。
25日清晨，参加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的同学，陆续齐集到大礼堂前，有的挎着水壶，有的背着军毯卷，一身行将出征战士打扮。许多同学赶来送行，以壮行色。他们脱下自己的皮手套，有的脱下厚棉鞋，不容分说地给车队成员们换上。就这样在一片深情厚谊的送别中，自行车队出发了！
民间疾苦，荆棘满途
出发伊始，同学们绕过通州县城，直抵香河。而在此两个月前，日寇收买香河、三河、宝坻、武清等地的汉奸地痞占领香河县城，组成香河伪“临时维持会”。他们为虎作伥，抓人抢粮，当地群众深受其害。车队到香河时，看到县城小街陋巷，凋敝凄凉。队员们走上街心，招呼群众，站在板凳上讲演。揭露日寇的侵略阴谋，痛斥汉奸的罪行，诉说亡国的灾难。群众们听到演讲纷纷围拢过来，亲热地同他们搭话。
有一次在冰河上行进，即近黎明，行进间只听“咔嚓”一声，队员高崇照不慎压破薄冰，掉进冰窟窿，幸亏车架子卡在冰上，才免于没顶之灾。大家小心翼翼地连人带车救出来，他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寒风凛冽，不禁瑟瑟发抖。大家爬上河堤，见附近有一家茅屋冒着炊烟，便前去敲门，开门的老大爷说什么也不让队员们进去。经多次恳求，他见吴瀚是个姑娘，才允许她一个人进去。原来这家母女二人只有一条裤子，母亲出去拾柴，女儿只能围些破棉絮蜷缩在炕角。老百姓的这种悲惨生活，对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队员们来说，真是生平第一次亲眼目睹。大家面面相觑，心灵被深深地震撼着。
第四天车队抵达唐官屯时，正是寒冬腊月三九天。河北大平原上北风怒号，刺透棉衣，走在乡间大车路的冻土上，比走马路吃力得多。赶路发一身热汗，很快又被冷风吹冻。至于吃的，常常只能啃些冷馒头或烧饼充饥。睡的土炕又小又挤，只能侧身和衣而卧，有时还根本找不到小旅店安身，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队员中很快就有人发烧病倒。他们跑了几十户人家都没有借到棉被，当地人家里盖的都是烂棉花套。在河北省这个盛产棉花的地方，农民却连一条完整棉被都没有，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给同学们上了极深刻的一课。
自行车队摄于沧州中学门前
得道多助，在北洋大学虎口脱险
12月26日黄昏，车队来到天津。原计划要停留一天，同各大中学校的同学进行联系和交流。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的同学热情接待了清华自行车队的成员们。为了安全，他们把队员们分散安顿在不同的学生宿舍里，设置流动哨。可是没想到，天津《大公报》刊登清华学生自行车队南下宣传的新闻，军警半夜包围了北洋大学企图制止车队南下，情况十分紧急。北洋大学的同学凌晨三点将清华车队队员从学校后门送出来，一直到30多里路外的子牙河上才依依惜别。
1935年12月车队摄于天津杨村
道义之交，帮助齐鲁大学
车队来到齐鲁大学（于1952年被撤销，并非山东大学），组织齐鲁大学的同学分成几组，分别在几个大教室举行座谈。齐鲁大学的学生是山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发起者，很有革命精神。同学们说，韩复榘这个土皇帝用高压手段摧残学生运动，因此抗日宣传非常困难。清华自行车队的到来，给与了他们很大的鼓舞、斗志和信心。
随后不久，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派秘书来传话，要“召见”清华车队队员谈话。遭到拒绝后，何思源亲自来同清华自行车队谈判。几经磋商，政府答应不会解散齐鲁大学，并表示：山东是韩复榘的势力范围，只要清华车队出了山东，他们就不再管制。最终于1月7日，清华自行车队连人带车被“护送”上前往徐州的列车。
征程中的自行车队员们
南京抗日宣传，学子绝处逢生
蒋介石声言“抗日有罪，杀无赦！”，南京一片白色恐怖。车队抵达南京后，与当地学生商量并拟定了抗议伪代表的宣言稿和抗议书。恰在这时负责警戒的同学说到：“快走，军警来搜捕了！”中央大学（建国初经院系调整，分出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的同学帮队员们转移到金陵女大（建国初经院系调整并入南京大学）。在一个小礼堂里，同学们又摸黑开了一个约200余人的会，虽然大家素不相识，又相对不相见，但抗日救国之心是相通的。
1月14日清晨，同学们骑着自行车满街跑，撒传单，冲击伪学生代表集中住宿的饭店。在南京那样敏感的城市里，一时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些活动，给南京各校的同学以有力的声援。中大、金陵的同学紧张奔走，准备与清华学子一同到第二天的国民党中央礼堂去冲“聆训”大会。
1月14日中午，大批军警包围了清华自行车队的住处，声言要抓带头闹事的。同学们手挽着手，边争辩边喊道：“要抓一块抓，我们都是学生，没有带头的！”教育部的官员来后，软禁了清华自行车队。次日，大批宪兵封锁大门，两个宪兵强行挟架一名队员从后门离开旅店，怕给外面群众看见他们的凶蛮行为。这时，附近街道已经戒严，旅店门外停着军用大卡车，宪兵逐个押送清华车队队员上车，然后疾驶而去。后来听说，当时中央大学的同学曾经赶来声援清华车队，半路上也被军警驱赶回校。后来几经周折，队员们最终被军队送上了返回北京的列车。
回顾此行，同学们骑单车千里南下，又乘“免费专车”而归。一路遭遇虽然惊险迭起，却也广见了当时中国之“大千世界”，启人反思，教诲良深。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那北洋大学同学凌晨送行的脚步，那中央大学同学们难能可贵的声援。这些都给清华车队的同学们以无限的鼓舞。想起他们，同学们就无比激动，而所有这些，才是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特别是人民的困苦，国家的贫弱，反动政府的腐败，日寇侵略者的狼子野心，震撼着同学们的心灵，使同学们矢志不忘，拳拳丹心，愿为祖国的富强而不懈努力。
1984年在京车队队友聚会
左起前排：钱伟长、彭平、高原、吴瀚、罗青，
后排：徐煜坚、陈冠荣、孔祥瑛、张石城、伍崇让
车队部分队员名录
伍崇让（1939年电机系）：曾任机电部工程师。
钱伟长：中科院院士，波兰科学院院士，应用数学和力学专家。
凌松如（又名凌则之）：凌松如为参加车队学习了骑车，一路上总是跌跌撞撞地常掉队，大家戏称他是“差劲儿”。但以他那骑车技术能随车队坚持下来，可以看出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投笔从戎后，锻炼得英勇善战，指挥有方。1939年，他任决死队二十五团政委，在武乡县温庄“百团大战”中光荣牺牲。
写在最后的话
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只是“一二·九”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中的一支小分队，是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的涓滴水珠。86年后，这滴水珠所折射出的光亮，依旧可以映入我们的心底，照亮前方的征途。
参考文献
[1] 孔祥瑛. “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上).纵横, 2000(03): 16-20.
[2] 孔祥瑛. “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下).纵横, 2000(04):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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