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名涛（1907年7月～1985年1月），浙汀鄞县人，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工业大学。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界学者、教育家，清华大学电机系任期最长的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电力学科组组长，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和顾问，中国电工学会副主任。中国第一部《电机学》教材主持编写者。
1907年7月23日，章名涛在北京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祖籍为浙江宁波鄞县的商人家庭诞生。章名涛6岁进入北京虎坊桥小学读书，不久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小。小时候的章名涛认为自己不够聪明，小小年纪便知道必须加倍努力。他听从老师的教诲：“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人一己百，虽柔必强”。他每天的早餐费只有一个铜子，“半个子儿切糕，半个子儿杏仁茶”。但他从不和同学比吃穿，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用功之勤即使在师大附小这类高水平的小学里也属罕见。家里没有一个人督促他学习。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和他是同班同学，但他一直比哥哥成绩好。小学6年，年年名列前茅，得到过多次学校奖励。
师大附小的学生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和官僚家庭，不少学生请了家庭教师。贫寒子弟章名涛和哥哥每天晚饭后只能去虎坊桥的英语夜校学习英文，因为那里学费很低。1920年，13岁的章名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大名鼎鼎的上海圣约翰中学。他的一位中学同学后来回忆说：“章名涛天资聪明，又很用功，有钻研精神，成绩一贯很好。当时学校规定，每学期给予每班学习成绩最好的两人以免收学费的奖励，章名涛就得到过多次”。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在“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想猛烈地撞击着少年章名涛的心灵。在师大附小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近代中国所经受的耻辱历史，让他从小就萌生了“科学救国”的理想。1924年，17岁的章名涛放弃保送圣约翰大学的机会及奖学金，抱着“科学救国”的豪情壮志报考了清华大学，不料却名落孙山。面对有生以来第一个沉重打击，章名涛却毫不气馁，反而对家人和朋友发下一个誓言：“现在当不上清华的学生，将来一定要当上清华的教授”。
幸运的是，当时章家的家境已经有所好转。1924年，章名涛远涉重洋到法国自费留学，后转至英国杜伦大学攻读电机工程。教授见他是一个中国人，个子矮小，年龄也小，指定他坐在最后一排。备受歧视的年轻人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过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洋人。上课听不清，他就课后到图书馆去自学，读书量之大、范围之广远远超出课程的要求。直到有一回考试，教授才惊奇地发现，m.t.chang（章名涛）的水平已经超出了他教授的内容，而且能将自学的知识与课程内容融会贯通。从那以后，教授开始对这个矮小的中国人刮目相看。
3年的苦读苦钻，使他在电机理论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7年，章名涛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工程科学学士学位，学校还特发给他可以到任何工厂工作的证明。毕业后，章名涛进入英国曼彻斯特茂伟电机制造厂实习，同时在曼彻斯特工业大学夜校学习。最终完成有关长输电线上行波理论的科学论文，于1929年获得硕士学位。对于这段留英5年的经历，当时和他同窗的中国同学回忆说：“章名涛在英国学习期间，富有爱国思想。他好读书，喜欢研究，学习刻苦，星期日也读书。有时看看电影，但从不去教堂，很少与朋友交往，也不参加什么活动”。读书、学习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也就是读书和学习。
然而正当他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父亲不幸病重。1929年，章名涛先生不得不匆匆返回祖国。
回国之后，青年才俊章名涛先生将他从小立下的“科学救国”理想落实为为祖国培养当时极度缺乏的科技人才。1930年，章名涛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副教授。1931年，他赴上海亚洲电气公司任工程师。1932年秋，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教授聘请他担任清华大学教授，负责筹建清华大学电机系。25岁的章名涛先生不但实现了成为清华大学教授的誓愿，而且成了清华大学当时最年轻的教授，打破了26岁才有资格当教授的清华大学的规定。
能经过学历、学位、学识能力、学术成就等多方面的层层审查，聘任委员会的严格讨沦，毫无人情可言的教授资格认定过程，如果没有超人的勤奋，校长的聘书怎么也不可能落在他的头上!他找到了报国之门与用武之地。从此以后，他埋头教学，潜心做学问，开始了长达一生的教师生涯，逐渐走向事业的巅峰。
1934年，他和顾毓琇等同行发起成立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前身)，成为第一批会员。
1937年7月7日，正当章名涛先生与电机同仁们满怀热情，准备为中国的电机事业大干一番的时候，卢沟桥响起了枪声，抗日战争爆发了。8月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同迁长沙，借湖南大学校舍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章名涛先生辞别年迈的母亲，化装成商人南下长沙。1938年2月，学校又西迁，经过两个多月、3000多里的长途跋涉，他和师生们到达了昆明西南联大。
1940年7月，为探望母亲并举行婚礼，章名涛先生借休假之机又化装成商人回到北平。日本人得知其真实身份后，请他到由日本人控制的北大工学院任教。章名涛先生随即一口回绝。为了避开日本人的纠缠，章名涛先生设法弄到了香港大学临时讲师的聘书，于1941年7月辞别母亲和新婚妻子只身赴港就任。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在香港大学停留一学期后，转道昆明回西南联大的计划被迫流严，章名涛先生不得不想尽办法，在日军天天狂轰烂炸的情况下，绕道越南河内，跋涉两个多月到达昆明。1942年，章名涛先生出任西南联大电机系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应留英同学赵曾珏的邀请，章名涛先生赴上海接收电车公司。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章名涛先生曾研究过中国铁路的电气化问题，并撰写了《中国电气铁道雏议》—文。接收电车公司，仿佛让他看到了研究并实现中国铁路电气化理想的希望。但他没有想到，正当他准备在上海进行实地考察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突然下令将电车公司全部交给了英国人，给他的任务仅是去恢复上海公共汽车事业。章名涛先生终于明白，没有一个人民的政权，自己追求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只能是一种空想。正在此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成员、原西南联大电机系学生钟泉周劝他离开上海北上清华大学任教。他欣然接受了钟的建议。
1948年9月，章名涛先生怀抱只有5个月的二儿子登船北上，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清华园。继续担任电机系主任。11月底，国民党政府企图强迫北平各高等学校南迁。章名涛先生坚决留了下来，在清华园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北平解放不久，章名涛先生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参加了一个招待会，聆听周总理阐述共产党主张。他激动万分，逢人便说：“我向来的理想便是今日共产党所指出的道路，只是不够具体罢了，现在具体了，而且能说出来了。”
1953年，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曾任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第三、四届理事会顾问。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电工学科组组长，中国科学院机械电机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高教部《自然科学杂志》电工、无线电、自动控制版主编，以及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6年，章名涛先生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讨论和制定工作，并担任电工学科规划方面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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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文章《为人与为学的典范——缅怀章名涛先生》，作者刘雁斌、周文、查仁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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